主页 > 办公学术 >众说纷纭的卢(祺/麒/骐):卢麒的演献 >
众说纷纭的卢(祺/麒/骐):卢麒的演献

    《卢麒之死》一书出版后讨论者众,不少论者均提出相当具洞见的阅读角度,探讨黄碧云如何在历史转述、档案文字之间闢出新的文学创作之路,或如她本人所言,「非虚构小说」。在此我希望建基于既有的论述之上,试图理解《卢》在探索历史和情感之余,作为后雨伞运动文学的重要性。在黄氏的文学系谱里,革命/群众运动如其複调风格(「众」之「複」)一样,一直是不可忽视的一道线索;雨伞运动之后黄与其他香港文学作者亦对运动有不少返响。如果《卢》(特别在最后一章)是在鈎沉六六暴动和一六年旺角骚乱之间的历史迴响,那幺情感和历史便不只是关乎档案、史实寻真等论述,更切中了香港身份、政治、群众和民主等为雨伞运动所暴露的问题。珠玉在前,本文草草几笔,望读者莫嫌不文。

    卢麒是谁?如果说所有人(群众运动与事者、殖民政府、民选议员)对卢麒都有不同说法,这些说法本身都因为发言者的既定立场而变得可疑;而因为黄的拼贴剪裁,读者便不得不把这些人的背景,和由他们折射反映的卢麒形象一併考量。当中充满反讽意味:欧阳耀荣「带领一群示威者」、「首先用一块砖头把一个停车收费錶打坏,其他附近的人便跟着他的榜样做」,然后认罪时却以自己「给一个戴眼镜曲髮的人(卢麒的形象)利用了」作为减刑求情理由。(59)一方面当然可说这是欧阳为求自保的说词,另一方面却又直接反映了群众运动的特质:如果说群众「自发」、「无领袖」,那幺为何会出现「跟随榜样」的说法?后面跟随他做法的人是否「因为」欧阳而如此作为,如果他们是自由的人?又或者,难道没有了欧阳,这些人就整晚平安不毁坏公物?同理,欧阳说被卢麒利用,是一种纯然的出卖诬陷,还是群众运动在本质上,行动的责任谁属就是含糊不清的?谁的供词较足信?这些发问直指骚动报告书中,指卢麒是骚乱领袖的说法:甚幺是「群众领袖」,如果群众本身总是声称「无领袖」?还是,「领袖」本来就是一种推诿卸过、不愿意面对自己行为后果的产物?

    黄氏引言:「我们认为怀有好意的人做事产生不幸的结果以后,不能因为他们是出于好意的,而可以逃避全部责任。我们所谓责任,其意思是指预先筹划,小心与智慧,而且还包括对自己所採取的后果的顾虑。」(61)而我们面对的正是没有这些「预先筹划,小心与智慧」、「对自己所採取的后果的顾虑」的情况。「群众」的特质抗拒这些我们日常赖以理解责任、伦理、罪咎的概念。然而,「他(卢景石)向我们作供时,通常似乎极想把卢麒指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。」(53-54)

    然则卢本人的说法就比较足信吗?答案自然为否。多方供词均指出,卢本人性喜夸大,行为戏剧化:「这位青年,说谎和夸大的本领极大,所以很难倚靠他去証实任何事情。[……]卢祺[麒]好像随时可以因场合不同及发问的人的方法有异,而说不同的话,而且很少过了一个时间之后,还说同样的话。」(14)「作供时,在室内走来走去,高声呼叫,手舞足蹈有如在做戏。」(37)连他的遗书都不完全可取;黄的评价早就反映了她的保留:「(卢麒独自的话,他留下的纸张,写给他自己,还是死后会阅读他的人。)(独自的时候,有否诚实可言;)」(87)这个曾对有书信往来(很可能有追求之意)的少女说「与妳(按:标明对象性别)作心灵上的交往,这是真诚而悲哀的」(25)的卢麒,出自其口中的「真诚」有多可信?有多少是表演/演献?

    演献(histrionic),一种所谓「情性失格」(personality disorder),即好哗众取宠、自我沉溺、好展演激烈的情感来惹人关注(有趣的是这些都是早期黄氏作品常见的批评语)。卢麒「真诚」但不「诚实」:他很可能真的经历了他遗书里所说的那些负面情绪(厌世、自称「罪人」[18]、无法「难以传奇的(按:?)绝处逢生了,怎幺办」[65]),但这些情感的演绎是通过他人的眼去呈现的:那些情感的存在就是为了给某些观众──甚至可能只是自己──观看(所以黄氏问:独自的时候,有否诚实可言)。演献的另一面是自恋(强说愁;喜看自己受苦;渴望被看所以自我观看)。卢麒不诚实之处在于,不愿意正视自己真实的处境:狱四月自言「领尽苦楚」、「命运未给我带来任何快乐」,但他人眼中的他出狱后「精神相当旺健」、「出狱增至一二四磅」(65)。

    演献虚假,不因作伪证,而是无视真实和(个人)想像的分野(自我欺骗);而因为卢麒(和其他六六肇事者)的这种性情,历史书写要进入「真实」的障碍,不仅在于互相矛盾的证词、档案,而在于事件的「真实」早被这些自我诈伪淹没。问题是:如何还原这些极具表演色彩的证词发掘真相?抑或如果不去还原?

    [待续……]

    【其他评论《卢麒之死》的文章】

    * 封面油画照片原图由作者提供



    上一篇: 下一篇: